人们虽然嘴上常说，但未必都会真的相信，政治是经济的延伸。
自下而上政治的必要条件是群体的合力。而群体的共识只能来自于切身利害。这也是为何通货膨胀与税收能驱使民众走上街头，占领大楼，乃至国旗变色。
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滥收税的政府或被议会限制，或被推翻，剩下的也暗藏警惕之心，不得不假道货币悄悄获得额外的收入。但通货膨胀也有其极限，人们察觉口袋缩水，会轻声抱怨；人们发现生活水平下降，或会走上街头抗议腐败与不公；一旦人们生活难以为继，革命就此爆发，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从二战前的德国，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再到土耳其与委内瑞拉，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逼迫人们集体走上街头喊出反腐败等政治变革的口号。这些动荡实则在发生前就埋下了伏笔。
动乱的起因往往是通胀，但通胀未必会导致动乱。如果政府财政仍有能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就像中国九十年代卖国企而建立社保体系那样，社会还是能够安稳。而一旦政府财政出现严重赤字，只能在资本税与通胀税二择一的时候，他国援助的缺乏与权贵阶层的抗税将会直接引爆这颗炸弹。
埃及，正处在这样的困境里。
连续三年两位数的的通胀指标，2017年甚至达到了23.5% 。财政赤字高达10%，军政府的路径依赖更难使他们对自己课以重税，如同国民党不得不维护大地主利益。埃及的局势，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岌岌可危。
中东，会在苏伊士运河边再引爆一颗炸弹，忠实地记录在黄金和原油的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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